各方期待已久的判决终于水落石出。薄熙来贪污、受贿、滥用职权都得到了济南中院的认定，数罪并罚，决定执行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纷纷扰扰的政治大戏算是告一段落——如果没有更惊心动魄的后续的话。
对薄熙来的认识，可谓尖锐对立，支持者说他提倡共富、发展民生，反对者则说他专横跋扈，贪腐、践踏法治。对政治事件仅凭意识形态站队，简单容易，但现实政治远比意识形态复杂，条分缕析之后，现象之下的本质，往往呈现出更深长的别样意味。
重庆模式：光鲜而残酷的政治秀
毋庸讳言，薄熙来在重庆的政治行为指向更高的政治地位。这种公开的政治竞争姿态在中共体系中前所未有，而“红歌与共富”则可看作这场政治竞争的口号。这口号有着现实性，根植于30年来积累的社会矛盾；这口号有着差异性，与当下主流政治话语形成鲜明对比；这 口号继承道统，红色意识形态，虽不再出现于日常政治话语，但却“贯穿前后30年”。
现实性带来力量，道统带来合法性，差异则意味着改变与竞争。所以“共富与红歌”口号源于工具理性之下的唯一选择，而这也是薄和毛派的区别。公允地看，这个口号，既有继承极权的落后，也有面对民意诉求的先进；既有乌托邦式的虚妄，也有北欧福利国家的真实。
在政治竞争的聚光灯之下，竞争者身上的政治压力传递到基层部门，使之供给出更多的公共品，立即改善了重庆的民生，交巡警平台、治安、廉租房等，皆出于此。从这个角度，之后交巡警平台的烟消云散，也就不难解释。不过，必须指出的是，重庆模式中的民生好处，其真正的逻辑起点在于竞争政治之下的民众获取了更大的话语空间。这并不是一地、一人的贡献，而是源于整个中国民权发展大背景之下的政治竞争导致的逻辑必然。
从这个意义上看，薄熙来以唱红为道统根基，共富为现实呼吁的政治竞争，不再按部就班的在红色阶层内部吸取筹码，而是直接从民众中汲取支持，扰乱了既有的政治秩序的潜规则，触及了整个群体的利益基础。这种置个人权欲于整个群体利益之上的行为，必然招致群体的反感。与此同时，出于专断、自负、张扬的性格，薄把体制的特点发挥到极致，打黑变为黑打，践踏法治，钳制言论。政治竞争的聚光灯下，重庆模式黑暗的一面被血淋淋的呈现在国人面前，可谓天怒人怨。到这个时候，合力之下，蚁穴必溃千里之堤，济南审判，就已然是个大概率事件。
济南审判：政治竞争打破底线
济南审判受到了各方赞誉。不但有微博直播，各方法定权利也得到较为完善的保护。不过，这个法治的进步，并不是出于谁善意的想要推动中国法治，而是源于政治竞争之下的妥协。薄在高层与民间都不乏支持者和同情者，在这些政治力量的对峙下，必然需要以公开、合法的法律程序来揭露案情，争取支持。所以，在重庆，推进了民生的政治竞争，在济南，又推进了法治。
但即便如此，这仍是 一场政治大过法律、潜规则问题明规则化，政治问题经济化的审判。不仅忽略重庆期间对法治、人权的践踏，经济问题也严格限于辽宁。这样的审判必然是虚弱的。所以，即使薄的自我辩护破绽百出，很多人仍然觉得“审出了一个清官来”。于是，法庭变成了被审判者的舞台，制造悲情、冤屈的政治形象。其实，只要任建宇、方洪……这些曾被投入劳教的人站在证人席上，打破这个悲情形象轻而易举。但这个时候，站在证人席上的就不仅是他们，李途纯们、兰世立们、唐慧们也就都站在了证人席上，审的不仅是薄，还有其背后的体制。 毕竟，红色江山岂能和红歌分得开？薄的所作所为，无非是把意识形态的本相发挥得淋漓尽致。所谓投鼠忌器，正在于此。底线不可触及，也正在于此。竞争口号选择红歌的政治理性，也正在于此——至今，仍然庇护着他。
不过，政治竞争从来都会打破底线，消解意识形态、瓦解政治秩序。审判中揭示出来的道貌岸然背后的蝇营狗苟，一如42年前温都尔汗的爆炸，必将掀起了内心深处的变革。另一方面，随着社会发展，宫廷政治越来越向广场政治转化，围观之中蕴藏的力量愈发重要，公开化的政治竞争必然向法治与民权中寻求根基。所以，当政治竞争的合理性得到认识，拥趸更加激烈，“打老鼠”的紧迫现实需要就会超越保护“器”的底线。这个时候，任建宇们就有机会站在证人席上。
薄熙来在法庭上的表现与其说是法庭避罪策略，不如说是政治选择。30年多年积累起来的社会不公与深埋于社会意识中的红色意识形态，曾经、现在、将来都会滋养着薄熙来们。前路迷茫，“在狱中静静等待”他的将来。但倘若20年后，真有一条“秦城小道”，绝非中国幸事，进一步的改革化解薄熙来们的土壤才是长治久安之道。那么，从重庆模式到济南审判，揭示的政改逻辑又是什么呢？
政改逻辑：政治竞争撑大的历史缝隙
78年以来的经济改革，是做大蛋糕，是权力变现，从利益角度，团结一心是可能的。而经济改革后的政改，是重分蛋糕，触及既得利益，所谓凝聚共识，团结一致搞政改只是一种幼稚的臆想。
如果非要说共识，那就是红色江山意识，而“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”，因此，抗拒与停滞，就成为一个理性的选择。所以，只有敢于把个人权欲置于群体利益之上的人，才能以政治竞争推动法治，搅动改革前行，撑大政治改革的空间。某种程度上看，对于政改，政治竞争比意识形态更为重要。
有趣而深刻的是，在政治竞争向下汲取支持的过程中，主流的民主、自由就会成为最大的声音。这就出现了一种奇怪，却在情理之中的现象：左的、甚至红的政治力量的政治竞争，反而使“左的”与“红的”不能成为中国的主流政治话语。而一旦没有他们，政治群体就会迫不及待的重拾“使他们成为现在的他们”的意识形态体系。
事实也正是这样。在政治竞争最激烈之时，不管是对重庆模式的批评，还是王立军夜奔美领馆之后的谣言四起，可谓微博上言论最自由的时候。这正是政治竞争撑大的言论空间。 当政治竞争逼迫不复存在，网络话语空间就被无情打压，意识形态就成为“极端重要”的工作，谣言整治全国“亮剑”。当把贬低《甄嬛传》，花总成为嫌疑人，公安局长利用言论打击对手这些时间串联起来，对政治斗争公开化、世俗化的忌惮，并在各个层面上将之消灭于萌芽的深意就浮现出来。
这一切，如果在两年前，会被视作“重庆模式”在政治上的胜利，也就绝不可能出现。而当“重庆模式”倒掉后，重庆模式的其中一面反而毫无顾忌的蔓延到整个中国，而另一面的民生好处，由于缺乏政治竞争的推动，却付之阙如。
所以，好人与坏人的政治叙事，正统与野心家的幼稚视角，应该终了。作为民间社会，切莫把自己当成了鹬或者蚌，唯一恰如其分的，是做一个等待权威消解，社会的成长的渔翁。从这个角度看，如果薄熙来上诉，不管对他自己如何，对中国而言却是一件推动社会发展的好事。
铁桶的江山，毕竟也是人所组成，在政治竞争撑大的历史缝隙中，人性复杂幽暗的一面，便以偶然的面目出现，拍动翅膀，卷起波澜壮阔的历史，而中国的希望，正在这些历史的缝隙中艰难而倔强的生根发芽。
